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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延续传统套路进行商业开发
  扬州公园体系建设的发端,源于宋夹城体育休闲公园的从无到有。宋夹城体育休闲公园紧邻大名鼎鼎的瘦西湖公园,这个公园建设之初,这个地块最有可能的用途应该是商业开发。一边是延续传统套路进行商业开发,一边是创新思路建设公园造福群众,扬州选择了后者,这也成就了日后深受群众喜爱的宋夹城体育休闲公园的应运而生。
  舍得拿出最好的地块、匹配最好的资源为全民健身服务,就一定会让群众收获满满的幸福感。而下决心拿出最好的地块、最好的资源为全民健身服务的过程,既是深化以人民为中心办体育这一理念的过程,同时也是创新城市发展路径、引领社会和谐发展的过程。以好资源服务全民健身的决心之所以难下,更多在于一些地方还没有把服务全民健身放到应有的位置进行考量,当然也还与一些固有的操作模式更容易带来短期效益直接相关。
  舍得拿出最好的地块、匹配最好的资源为全民健身服务,实质上等同于抓住了体育公共服务长期缺失的关键点,不但可以缓解公共体育服务缺失问题,还可以起到引领全民健身深度推进的示范作用。因为越是好的地段,越是城市中心区域,往往越容易成为商业地产的固有领地,完善公共体育服务自然也就难寻宝贵空间。事实上,城市中心区域公共体育服务缺失问题,已经成为持续推进全民健身的难点与痛点。当然,越是公共体育服务问题突出、越是开展难度大,一旦打破旧格局、打开新局面,自然也就可以发挥引领示范作用。教育部近日发布了《学校体育运动风险防控暂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并从6月1日开始实施。按照教育部体卫艺司负责人近日在解读这一《办法》时所说,“一些地方和学校特别是中小学,为避免发生学生体育运动伤害事故,往往采取减少或取消体育活动、降低体育项目难度等,来维护学生安全。体育运动安全一直困扰学校体育正常开展。”因此,《办法》的制定和实施,是为了明确学校体育运动各个环节的风险管理责任,为学校和体育工作者“松绑”。同时,《办法》也规定,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不得以减少体育活动的做法来规避体育运动风险。
  为响应国家精准扶贫、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号召,鸿星尔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捐赠价值6000万元的服装,以改善贫困残疾人及其家庭生活条件。鸿星尔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与福建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签署了捐赠协议,6000万元的捐赠中有2000万元用于支持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开展公益项目,其中1000万元开展援助“一带一路”沿线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乌干达、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非洲国家,1000万元资助湖北、山东、河北、宁夏等七省区贫困残疾人以及中国残疾人体育运动管理中心裁判员和志愿者。
  本次活动由福建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福建鸿星尔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主办。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秘书长张雁华、福建省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理事长刘新明、福建鸿星尔克公司体育用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吴荣照等相关领导出席活动。 但记者近日在采访多位体育教师后,却得到这样的反馈,惧怕风险是当今学校体育活动难以正常开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在学生因参加体育活动发生伤害事件的处理上,往往是学校有无责任都非常被动,但《办法》没有明确划定学校和体育教师的免责范围,实际上,学校在开展体育活动时仍然难以真正“减压”和“松绑”。
  安徽某中学的体育教师周涛,3年前在体育课上组织学生比赛篮球的过程中,两名学生因为追逐打闹,与另一名学生发生冲撞,导致后者摔倒并手指骨折。尽管周涛在课堂上曾反复告诫学生不可打闹,但两名肇事学生没有听从。事后,校方和周涛均认为已尽到督促和管理学生的责任,但受伤学生的家长仍然多次到学校索赔,最终,学校不得不与该家长私了。这起事件对周涛的负面影响很大,内外压力下,3年来,篮球运动员出身的他,再也没有在课堂上组织学生打过一场篮球比赛,篮球课的教学内容仅仅限于运球和投篮练习。
  周涛的遭遇导致他所在的学校“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原本正常的篮球教学活动,只能缩手缩脚地开展。
  浙江某中学体育教师黄煌虽未被学生家长索赔,但因学生受伤而发生的家长问责却经历过几次,可以说,家长问责也是每一名体育教师最不想遇见却往往挥之不去的麻烦。
  “一次上排球课,一名学生在跳起落地时,不小心扭伤了脚,这纯属意外。但家长还是来到学校讨说法;还有一次排球课,一名学生被球砸到面部,眼镜碎了,受了一点外伤,家长也赶到学校,让我为孩子的‘毁容’负责。”黄煌深感无奈的是,很多家长似乎并不清楚学生在参加体育活动时是无法完全杜绝受伤的,在学校、老师尽到防控风险的责任后,家长也应当明白,子女在参加体育活动时仍然有受伤的可能。
  在北京某中学体育教师郑蝶看来,“学生在体育课上,运动过程中受伤是很可能的。及时与家长沟通,及时给学生治疗是最重要的。”但“学生一进校门,所有的责任就都是学校的”,这种思想在家长的意识中普遍存在,很多体育教师都有这样的感受,“多数家长所持的态度是,只要孩子在学校受了伤害,无论是由于什么原因,学校都逃脱不了干系。”
  学校体育活动的风险防控的确需要责任明晰,但学校责任无限放大的尴尬也需要扭转。在南京理工大学动商研究中心主任王宗平教授看来,“《办法》在鼓励、促进学校积极开展各项体育活动和帮助学校卸下思想包袱方面还显得力度不够。学校因惧怕风险而不敢积极开展体育活动的症结,并没有因《办法》的出台而得到解决。”
  作为体育教师,黄煌特别希望“《办法》能够明确表达出,“学校、老师在什么情况下不承担学生的伤害责任。现在,多数学校不是风险防控的意识不足,而是风险防控的意识过头了;学校、老师不是不够重视学生参加体育活动时的安全问题,而是太过谨小慎微,甚至到了因噎废食的程度。”